你看，一共有十种，它很细，它不是一种直接的现金的概念，但是使相当大的我们称之为弱势群体或者怎么样都能够受益，同时几乎每一个人也可以分享其中或多或少，但是更多是让很多弱势群体去受益，而且它采用的不是一次发现金的这样一种方式。
主持人：
但是刚才你举的澳门和香港这两个特别行政区的例子，它是一种无条件的社会分红这样的方式，而我们今天说的东莞市它这种尝试性的做法是有条件的，针对一些社会的弱势人群，它应该定义为救危、救困和救难的这么一种做法，有可比性吗？
白岩松：
当然有可比性，我觉得这个时候恰恰大家就要去思考的是我们怎么去把这件事做得更好。我再强调一下，出发点没问题，是好的，也允许试，但是恰恰我们应该一起去思考，一起去考虑，接下来比如说换成西莞，或者说南莞，或者说哪个地区也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做的更好呢？
主持人：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评价，就是说为什么有很多老百姓去争这样一个福利政策，就是因为老百姓的意识里面就应当向港澳学习，比如说全民派发红包，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白岩松：
今年其实在年初的时候上海那位政协委员提出全民一人一千块钱的时候，一瞬间觉得很吸引人眼球，但是仔细一想可能很难去实施，因为需要的是多么大量的一种过程。
另外一个，现金来的快，可能去的也快，它能够解决多少实质性的问题。我们过去常说一句话叫能不能更多地造血，而不是输血，因为只有造血，让他自身恢复造血的机能才能慢慢站的更稳一点。
为什么我认为香港的过程就会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它分成了很多项，使更多的人都可以受益，同时向弱势群体有非常大的倾斜，而且不是直接用现金的方式去立即解决。
我可以举这样的几个例子，如果说东莞这个3亿元，我们不说3.5亿，就说3亿元，我算了一下，大致如果要是说有政府能为弱势群体购买工作岗位的话，一个月1000块钱的收入可以使1万多人工作两年，这样的一种支撑对一个家庭的支撑会是什么样？
另外，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采用减税，或者说上保险，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今天注意到一个媒体上登的，说有一个东莞的家庭领到了1000块钱之后马上用750块钱给他的孩子交了一个补课的班，因为现在孩子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政府可不可以拿出一些钱来办水准很高的班，但是来参加这个班的家庭要经过一定的审核，也就是说为低收入人群家庭的孩子在暑假或者寒假期间的时候也可以不交钱却获得这种上相关的班，使他们更加全面的发展。
另外我觉得大家还要思考这样几个问题，在人们内心所搅乱了的这种公平意识是不是一种成本。我举一个例子，很多年前，15年前，当时《东方时空》刚刚成立的时候，刚一开始，来自五湖四海的支撑起了《东方时空》快速的成长，但是几个月后突然有一段时间，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信心都一下减弱了，大家很受伤，为什么呢？台里发工会的福利，临时人员没有，因此大家突然感到了一种受挫感。当时我是正式职工，几年之内我从来不领福利，我觉得我得跟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一起战斗。就这样一个是好事，是给职工发福利，可是没发到的人有强烈的受挫感，这是15年前的事情，现在不会了。可是在这个时候你会去想，东莞601和650和700块钱收入的家庭没有领到这1000块钱，他们又会怎么去思考呢？如果我们的政策采用其他的一种方式，有更多的普惠，比如说北京市有一定的界定，北京市去年的时候就对23万低收入困难家庭实行生活补贴，每人每月20元，持续5个月。它用了一种细水长流，而且这个人群就在低保的范围之内，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可思考的地方。
主持人：
你刚才举的是港澳的例子，不仅仅是用现金返还这种方式，而是采取了各种很细腻的措施，很周到的措施。但是我们不妨去对比一下美国，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项16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返税，基本上就是把每一个人的退税寄到你家里，这也是用现金返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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